近日，某著名高校教授呼吁：春节再不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南京、上海等地的市民，也以群众签名、给外国总统发春节祝福的方式，展开“春节保卫战”。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真的已经岌岌可危到必须陈列在联合国的博物馆里了吗？春节前夕记者专访了民俗专家潘鲁生。

剪纸·金猪送福

　　简洁的中式服装，配一副玳瑁眼镜。44岁的潘鲁生，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儒雅风度，初见的印象，瘦削如老照片上的剪影。
　　但他一开口，听者很难不被吸引——他的谈吐之间，有一种生动的气势，充满激情。“文化的生态保护”、“新农村建设”、“文化的选择”等充满时代感的词语，频繁地闪现在对话中。
　　“艺术家不是关起门来的想象家。”二十多年来，他坚持深入农村的乡野调查，在最朴素最传统的生活中，寻找美的惊喜。这不仅是他的爱好，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出现了一个中国民艺的新学科。

　　年味越来越淡了

　　记者：很多人抱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尤其是在城市里，像吃年糕、祭祖这些习俗，都慢慢地消失了。
　　潘鲁生：对，好多人有这样的看法。这主要是与过去的习俗比较而言，好像只有以前的过法才是过年。其实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过年，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习俗。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春节的表现形式有很大变化，使人们更容易去回忆、去怀旧。其实，这是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相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近几年，过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春节的呼声又渐高，这本身也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春节仍扎根在人们心里。
　　记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习俗具体是指什么？
　　潘鲁生：比如春节旅游、电视文化、网络文明等，这都是新年的过法。
　　我听别人讲给我一件事，觉得挺有意思。说有一个人，觉得年年春节在家看“联欢晚会”，要不就是互相吃饭、拜年。过年那几天，天天如此，而且年年也如此。这一年，他心生厌倦，早早就报名参加了旅行团，出外去旅游了。一星期之后，他回来，也觉得没劲，说“过年不像个过年的样子”，这时他明白，原来“年”还就得这么闹哄哄地过。
　　这个例子我觉得挺能说明问题，就是老百姓心中对“春节”的理解已经固定了。每个人形成这么一种“理解”也是经过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是传统，这就是民族心理。
　　这种过程是需要培养的，传统民俗是成百上千年积淀起来的。新的民俗才形成几年？它还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那是不是说，在现代化的新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民俗正在消亡？
　　潘鲁生：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不过人们追求富裕，这是一个常理，原生态的东西不断被打破，就需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传统，新的艺术。
　　然而，如何建立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我们现在正坚定不移地走向工业现代化，但同时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人文个性逐渐消失。
　　这个过程中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

　　民间美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走进潘鲁生的“民艺博物馆”，大到纺车，小到盘扣，近万件“符号”在这里被保存着。他笑着说：“过去别人都笑我，说你成天捡那些破烂干什么？现在，这些都成了宝贝。”
　　记者：这些都是您在民间采风的时候收集的吗？
　　潘鲁生：是的。有的在民间已经失传了，只能在这里找到。
　　记者：您怎么会想到走到农村，搜集传统的、在当时看来是老土的民间手工艺品？
　　潘鲁生：做事情关键是兴趣，心理有愉悦。我当时是想感受一下民间艺术，结果我的收获远远超出了这些。比方说民间美术，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美术，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用各个领域中施展的能力和才华。
　　有的时候，在生活中老百姓会告诉你：“出门看看天，进门看看脸。”这就是一个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人的认识、对于社会认识的过程。另外一点，就是对“物”的认识。看一个人，他首先看“德”；看一个物件要看它的“质”；看一件事情，首先要看一看“行”，老百姓对生活的感觉特别深刻。所以，他们的绘画也好，雕刻也好，手工艺也好，所有这些艺术创作非常天真，爱憎分明。我认为，这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一生都要去追求的。
　　对于民间艺术，刚开始是喜欢，后来由于这些喜欢使我渐渐产生了感情，再后来就是一种责任了。民艺研究可能是我一生的事业，这辈子不可能割舍了。
　　记者：您所说的责任，具体是指什么？
　　潘鲁生：我结交的农民朋友和民间艺人非常多，我们单位的传达室经常来电话说有民间艺人来找我。他们都是朴素的农民，跟他们交朋友多年了，自然也有了感情。
　　有一年，我们做一个课题——中国传统的纸扎艺术研究，我回到家乡鲁西南地区作调研，那段时间跟艺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又把他们请到济南参加了一次大型展览，老艺人制作了大量精美的戏曲纸扎艺术品，展览也获得了成功。
　　第二年我再去看望这些艺人的时候，有两位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心情非常伤感，老艺人走了，但好多东西还没有来得及记录，还没来得及给他做一个完整的艺术档案。有时一个艺人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艺术品类。这是最大的悲哀。
　　这促使我们在调研中，抓紧时间给民间艺人建立艺术档案，把他们的技艺情况记录下来。让后人能认识他们，记住他们。我想这也是他们生命的价值。

　　一个新的思路

　　记者：那是不是说留住民艺、留住传统生活方式，就是把它们记载在档案中，陈列在博物馆里？
　　潘鲁生：如果什么东西都靠进入博物馆来保护，这是保护的失败。
　　我认为民间艺术要回民间。就是说要把传统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到现代生活。
　　前几年，有一阵“唐装热”，产生了一些定做、生产中式服装的商家，我看有一些运转得很好。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我们民艺研究中心，正在策划开一间“绣吧”，专门教女红。对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白领女性，刺绣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式，因为它能让人心静。自己绣一幅小画，挂在家里，也很时尚。
　　记者：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山东某年画之乡开发旅游业，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项目———游客在老艺人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做年画，然后带回家。
　　潘鲁生：是的，我们保护一个村落，保护一个作坊，如何转换成一种现代的形式非常重要，有了这种形式，可能这种文化生态自然就存活下来了。
　　这里面有一个功能的转换。比如，在农村原来用来装水的木桶，可能就要被淘汰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摆在城市某个人家的客厅里，养鱼，反而别有一番生趣。
　　记者：民族的、传统的一样可以很时尚，并且是最值得标榜的。
　　潘鲁生：对，没有一个民族拿别人的文化当自己的旗帜。传统符号比较典型的民间艺术，应该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和现代艺术理念，开发成现代艺术。目的是让传统的民间艺术纳入现代生活，让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符号，永远传承下去。
　　记者：具体到春节来说，它对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
　　潘鲁生：一首《常回家看看》在几年前的春节晚会上红透全国。为什么这样一首歌会红得一塌糊涂呢？
　　过春节其实就是突出一个“家”的概念。《常回家看看》就道出了这个心声，这首歌与现代人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广受欢迎。
　　春节可以说是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崇尚的精神文化。每到春节，到处是一团和气。“一团和气”这个词很生动。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和”。
　　春节总是充满凝聚力、亲和力，看重的是家庭的团聚、亲情的融合。而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中人，生活在冰冷的水泥建筑丛中，缺乏沟通和交流，人与人间的关系疏远了，过年的时候，拜年，走亲戚，人们见面后互致问候，互致祝福，无形中消除了人们之间的一些小的隔阂。年文化就会融入现代社会，更富亲和力，更让人感觉到温暖。因此，我不反对恢复传统。
　　春节具有浓郁的中华传统色彩，游艺、祭祀、饮食等习俗相互依存，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积淀非常丰厚。前几年拍电视文化片《大过年》的时候，我和民间艺人一起过年。看到马路上好多舞狮子、跑竹马、踩高跷的，印象特别深刻，如果再把民间舞蹈、民间戏曲都结合起来在春节表演展示，或许远远超过西方的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