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文件，从有关创新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的要求中，从林林总总的“倾斜”“扶持”“鼓励”举措中，可以体察政府“放活”农村文化的深意。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多予少取放活”，而“放活”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新农村文化的根本出路。

　　“放活”新农村文化建设，就是要为农村文化松绑，解放文化生产力，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建设的积极性，特别是释放农民创造新文化的主体性。“放活”是全方位的，但主要指向应该是：

　　放活体制。新农村文化建设千头万绪，但它与当代整个中国文化建设一样，必须从体制改革破题入局。此次新农村建设与以往农村文化建设最大不同之一，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文化市场体系两翼推进。放活体制要从农村的不同情况出发，贫困地区主要依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基本的文化权益，同时佐以市场服务；而经济富裕地区，则应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大力发展文化市场，满足农民的选择性文化需求。放活体制更要考虑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一是大多数农村地区文化基础十分薄弱，政府在职能上“缺位”甚于“越位”，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农村无论是公共文化还是市场文化均没有培育起来，因此，在事业与产业的领域区分上会有更多的交叉，甚至呈模糊状态；要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建设者身份，使广大乡村成为农民自己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他们舒展身心的文化世界和生活舞台。

　　放活政策。近年来文化政策变化的总趋势是放活，但仍显滞后，农村文化政策尤其如此。目前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市场管理政策，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城市情况制定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城市文化往往发展在农村文化的前面，而事物总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内在的矛盾才会充分显露出来，对策也才会相应提出。但是，用城市的尺子量农村，富裕地区还可以，欠发达地区就显得方枘圆凿。如何既保证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又符合千差万别的农村实际，既方便农民群众又有所管理，是应该抓紧研究的。

　　放活设施。要改变门户之见，克服只讲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不讲农民利益的错误做法，既开发文化设施的多边功能，也善于利用其他设施进行文化服务，形成开放的文化阵地网络，打破割据，统筹运营，综合利用，资源共享。比如，公共文化设施或公共文化空间到底是应该独设一处，还是放在村委会，或学校，或科技站，或文物单位，或过去的祠堂，或农民家，或供销社、杂货铺，应该视情况决定，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农民经常参加文化活动。

　　放活队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崛起的民营艺术表演团体和文化企业，是文化建设的新军，它们不仅与国有文化单位一起壮大了文化建设的阵容，而且为这个阵容带来了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竞争的活力。新农村文化建设，十分需要民营力量的加入，国家也已经出台政策予以鼓励和扶持，然而，重国有轻民营，是长期以来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不仅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不把民营团体和企业当作“自己人”，对它们不放心，民营力量自身也在长期的挤压下形成了“体制外”“边缘人”的自我放逐心态，影响到这支队伍的健康发展。

　　放活模式。模式体现了经验，反映了规律，但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模式的研究与推广实际上是迄今文化建设上一个应该加强的方面。结合实际学习采用他人模式则生，生搬硬套他人模式则死。用统一的模式要求全国各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特征。如今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重取经而轻创造，盲目搬用模式，而且层层验收、达标升级，助长了攀比之风，文化建设切切不能落入这个陷阱。

　　“放活”农村文化建设的格局，是在中央提出的“放活”方针的指导下整个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它必将与农村经济、政治的“放活”相互影响和促进。它又是正在大力改革和创新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必将在城乡互动中深刻影响农村文化的发展和城乡文化的发展乃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因为关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农村文化的放活应该积极稳健地进行，但有一个原则是可以确立的：当方便农民与管理发生矛盾时，方便农民应该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另外，从各级官员到全社会应当认识到，文化建设“放活”的时代，出现问题一定比“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时代要多，这就需要有一个理解和包容的心态，不然，就会出现一度有过的“罢免文化局长之风”，就会出现一个地方的农村发生了民营剧团色情表演问题，这个地区及周边地区甚至全省对所有民营剧团进入农村一概设置壁垒的怪事。